规制放高利贷行为的立法路径选择

2013-11-20 11:19:14 来源：合肥刑事律师|合肥交通事故律师|合肥工伤律师|合肥律师-安徽刑事辩护律师网 浏览：126次

对“个人或单位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发放高利贷且情节严重的行为”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，符合犯罪构成理论。但就刑事立法本身、发挥刑事政策的价值导向等方面而言，还受到不少诟病，主要表现在：其一，近年来，许多无法直接适用现行法律的行为，最终都适用了非法经营罪的第四项兜底条款，这使得该罪名越来越展现“口袋罪”的特点。为避免刑罚权的滥用，减少司法实务部门的困扰，对该兜底条款的适用总体上应严格把握。其二，无论该行为的“情节严重”标准如何设置，由于其社会危害性低于高利转贷罪，而非法经营罪的最高法定刑又高于高利转贷罪，导致两者罪责不统一的矛盾依旧存在。而且，在“情节严重”的标准出台前，根据高检院和公安部《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（二）》的规定，从事其他非法经营活动，个人非法经营数额五万元以上（单位五十万），或者违法所得数额一万元以上（单位十万）的，就应立案追诉。这个标准套用到对不特定社会公众发放高利贷的行为上，不免显得入罪门槛过低，与社会现实相脱节。
因此，在将来条件成熟时，刑事立法增设专门的发放高利贷罪以规制这类行为，是个可行的选择。
其一，在犯罪构成要件的认定上，发放高利贷罪主观上应以牟利为目的；客观方面表现为“行为人向不特定多数人发放高额贷款并索要高额利息，且情节严重”。由于高利贷罪本质上是数额犯，因此必须确定合理的入罪数额标准。相对高利转贷行为，向不特定多数人发放高利贷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要轻，因此，其入罪数额要高于高利转贷罪。另外，由于银行同类贷款基准利率在出借时、出借过程中和还款时都会有所变化，所以在确定数额标准时，应当根据从旧兼从轻以及保护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利益原则，在出借和还款的时间段中选择较高的银行利率，作为高利贷的比照基础。当然，除数额标准外，也应考虑“其他严重情节”，如达到上述标准的80％且以坑蒙拐骗的方式骗取他人借款后再发放高利贷的情形。
其二，在一罪与数罪的认定上，由于高利贷不受法律保护，实践中经常发生放贷人使用暴力威胁等手段逼迫借款人还贷、侵害借款人人身和财产权益现象，这也是高利贷之所以与“负面因素”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原因。对此可分三种情况处理：如果发放高利贷构成犯罪，而讨还行为只应受行政处罚，则违法的讨还行为可作为高利贷罪的从重量刑情节；如果讨还行为符合刑法其他罪名的构成要件，如构成非法拘禁、绑架、故意伤害、强迫交易等罪，而发放高利贷行为尚不构成犯罪，则高利贷行为可以作为从重量刑情节；如果放高利贷行为和讨还行为都构成犯罪的，则依法数罪并罚。本文来源于：www.xs180.cn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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