尊敬的法官：

受被告人王某某的委托，安徽金亚太（长丰）律师事务所指派王非律师担任王某某寻衅滋事罪二审辩护律师。

辩护人认为：本案中王某某上门主张自身权利系事出有因，其中一审判决认定2017年8月6日寻衅滋事行为证据不足；2017年12月份三次上门行为，系孔某某严重违约、侵害王某某等人合法权益在先，依法不应认定为寻衅滋事犯罪；一审判决在公诉机关建议寻衅滋事罪量刑1-2年的情况下，未考虑王某某构成自首、具有认罪认罚情节，以及系残疾人等客观情况，判罚王某某三年有期徒刑，量刑畸重，恳请二审法院依法查明本案事实，减轻对行为人的判罚。

现依据法律规定，发表以下辩护意见，恳请人民法院予以采信：

一、一审判决认定2017年8月6日寻衅滋事行为证据不足且相互矛盾，不应认定

1、2017年8月6日报警记录，没有明确记载与本案有关信息，不能证明王某某等人实施该起行为

本案中，办案机关指控王某某等人到受害人孔某某的酒店闹事，孔某某及其酒店工作人员在询问笔录中均陈述向公安机关报案处理。但不能说只要有受害方报警纪录，都是因为本案被告人所为。

本案随案证据有14份报警记录（三卷10页-13页、补充二卷100页－119页）。其中，有两份报警记录不能证明与本案有关联。

（1）2017年10月3日警情详情0:18（补充二卷108页），报警内容系“有人闹事”。该份报警记录司法机关未予认定与本案有关。

（2）2017年8月6日17:15接警情况登记表（三卷10页），仅记录报警人孔建国及电话、事发地点等信息，事由系玻璃被砸破了，但没有任何信息证明与本案被告人有关。一审判决认定该接警情况登记表与本案有关联，证据不足。

2、被害人及证人笔录与该报警纪录相互矛盾。

被害人孔某某在笔录中称：王某某等人共到酒店闹事有四次，都有明确的时间，分别是2017年8月初、8月9日、12月25日、12月29日，（一卷22页）。办案机关人员问话：“每次他们来你们酒店打砸，是否都报警了，如何处理的？”孔某某明确回答：“报警了。”（一卷18页）

孔某在笔录中陈述：王某某等人在2017年8月5日下午到青某酒店闹事，我当时报了警。（一卷9页）

显然被害人及证人陈述与报警记录记载事项不相符合。

3、本案没有其他证据证明被告实施2017年8月6日寻衅滋事行为

本案被告人供述到被害人酒店共四次左右，被告人王某某供述到过孔某某的酒店，总共大概四五次。（一卷69页）其他被告人供述的次数是杨某某四次（一卷106页），刘某某四次（一卷117页），王某某四次（一卷132页），蒯某某四次（一卷141页），汪某某四次（一卷154页），茹某某三次（一卷166页），对于具体时间，因为时间久远，都没有明确。

一审判决认定2017年8月6日寻衅滋事行为证据不足。

二、2017年12月份三次上门行为，系孔某某严重违约、侵害王某某等人合法权益在先，依法不应认定为寻衅滋事犯罪

1、孔某某近距离开店，构成恶性竞争

本案系特许经营酒店市场竞争引发的案件。虽然在本案中特许经营合同没有明确约定一定范围内的排他性约定，但市场规则是近距离开设同一品牌酒店，需要经过市场调查和评估，一般要征询老店意见。

孔某某笔录：“我们有一个行业规定，是直线距离2公里之内，加盟酒店需要征求周边酒店的意见。”（一卷23页）

格某泰上海总部加盟服务部主管刘某某笔录：“公司总部会向周边加盟酒店征求意见。”

格某泰酒店安徽区域经理夏某某笔录：“总部让我再征求周边酒店对新加盟对这个青某某酒店的意见，我们旗下加盟的酒店当时都不同意。”（一卷48页）关于孔某某经营的酒店能否上线经营，夏某某回答是：由格某泰总部决定，但同时“总部让他们协商处理。”（一卷49页）

本案中王某某及其合伙人孟凡胜、张义林也有相同说法。

关于孔某某经营的酒店能否上线经营，“由上海总部决定，他之前上线过，我们打电话向上海总部投诉，总部就把他的店下线了，让他跟我们协商，协商好，都同意了，他的店才能上线。”（一卷80页孟某某笔录）

也就是说，加盟酒店的新店开设，一般都是要和老店沟通协商。甚至在经营过程中发生利害冲突，总部也是要求加盟店之间协商处理，沟通好之后再行处理。

本案中孔某某近距离开店，不仅没有和王某某沟通，还在王某某主动沟通后欺骗王某某：“我坚决不同意他的合洼路酒店开业，孔某某就说那就把合洼路酒店加盟其他连锁品牌，……过了几天，我去这家酒店看，他们把酒店的招牌都竖了起来，我给孔某某打电话就问他，当时不是说改其他品牌，孔某某说来不及了，装修不好改，还要花钱，我们为这个由吵了起来。”（一卷65页王某某笔录）

本案中，孔某某系违法商业规则，恶意经营。

2、从被告自营酒店的财务统计可以看出，孔某某经营酒店的恶性竞争造成被告方巨大损失。

被告人经营酒店2017年营业额为340万，2018年营业额相比2017年下降20万，2019年比2017年下降99万，这是在当时没有疫情情况下的数字，显然被告方遭受巨大损失。

3、2017年8月21日协议，是办案机关告知孔某某可以处罚王某某的情况下，孔某某主动要求，在派出所工作人员的主持下达成的双方合意，而不是王某某逼迫孔某某签订，理应遵守。孔某某严重违反协议，侵害王某某等人权益，王某某等人主张自身权益行为虽有不当，但不应认定为寻衅滋事行为。

本案中，王某某等人到孔某某酒店闹事，主要集中在两个时间段，一个是2017年8月刚开始知道孔某某开设酒店，一个是2017年12月份孔某某违反约定重新上线的时间。

（1）王某某和孔某某就开店事宜存有纠纷是客观事实，格某泰明确争议是由方协商解决。

格某泰情况说明：“我们建议双方秉承友好协商的原则处理，格林可随时提供协助，以期更好解决该次争议。……我们了解双方达成和解，同时基于《格某泰酒店特许经营合同》的约定，同意了孔某某的申请。”（补充二卷121页）

也就是说，格某泰总部对加盟店之间的争议处理，是由争议方协商解决，在协商解决之前，总部是不处理上线申请的。王某某等人一开始用上门协商等方式主张权利，合情合理，并不必然构成刑事犯罪。

（2）2017年8月21日协议，是办案机关告知孔某某可以处罚王某某的情况下，孔某某主动要求，找中间人和王某某协商，然后在派出所工作人员主持下调解达成和解（三卷18页“杏林街道调解委员会情况登记表”），作为普通民众，王某某有理由相信，该份协议是双方自愿协商一致的结果，各方当事人理应遵守。

孔某某笔录：“我找中间人曾涛去找王某某、孟某某去和谈，他们就是不同意，如果我想搞酒店，那就不准我们上酒店总部的线（平台、网站都可以看见），而且不准挂格某泰的牌子，我当时就同意了当时我们签署了一份协议。”（一卷16页）

办案人员问：“每次他们来你们酒店打砸，你们是否报警了？”答：“报警了，每次我们都为了息事宁人，损失不是很大，就不追究他们责任了。”问：“公安机关当时是否向你们说明调解不好，可以进行处罚？”答：“说明了，但是考虑以后在一起还是想好好做生意，就主动提出不追究王某某等人的责任了。” （一卷18页孔某某笔录）

张义林笔录：“通过杏林派出所司法调解室联系到这个姓孔的老板，我们达成一份协议，当时王某某、孟凡胜和我都去了。”（一卷91页）

签订协议后，王某某等人没有滋扰孔某某酒店经营。

可见，当时王某某可能被公安机关追究责任，孔某某主动提出了调解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该协议不可能是孔某某受胁迫、威胁被逼签订。

（3）孔某某在签订协议后违反约定，出尔反尔，违反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约定，是引发王某某等人在2017年12月份到酒店闹事的直接原因。

2017年8月21日协议协议约定乙方孔某某不在格美集团官网上线，不使用格某泰招牌，协议三份，甲、乙、公安部门三方各执一份。（三卷20页）

无论该协议条款是否合理，但该协议是双方在派出所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协议，各方理应遵守。

但后来孔某某违反约定，申请上线，这才导致王某某等人不能接受，上门主张理论。“过了一段时间，他们又把酒店挂到酒店官网了，对外发布信息，王某某、孟凡胜和我一起商量，还要找他们，因为他们违反约定了，我们先是向上海总部格某泰集团反映，上海总部说对方跟我们商量好了。”（一卷92页张义林笔录）

事实上，是孔某某违法约定，在承诺不上线的情况下私自向格某泰总部申请上线，引发矛盾。

在2017年12月28日，孔某某酒店从网上下线后，王某某等人就没有再到孔某某酒店了。（三卷15页申请书）

可见，王某某等人仅是按照双方约定，维护其自身的权益，即使不当，也不应定罪。

4、本案中王某某到酒店，有被害人孔某某恶意躲避的原因，甚至有威胁情形。

王某某多次供述，在发生矛盾后，其多次找孔某某协商，但孔某某避而不见，将王某某电话号码拉黑，导致王某某等人不能协商，只得上门去找。孔某某笔录中明确：“2017年12曰29日，……他们找不到我，后来派出所出警，让他们不要再闹了，他们就走了。”“对方把王某某手机拉黑，联系不上。……王某某想找孔某某谈这个事情怎么处理，但是他就不露面。”（补充二卷12、14页孟凡胜材料）

并且，孔某某还找人威胁王某某。“姓宣的这个人说，如果不答应就考虑一下我的家人……还有一个叫戴某某的人，说你要不同意以后就小心的。”（补充二卷89页）“孔某某的侄子孔建国说他是放小贷的，在淮南有100多人手下，说搞死我都不知道。”（一卷65页王某某笔录）“对方天天打电话威胁王某某的家人和老婆孩子” （补充二卷11页张某某材料）“王某某说孔某某从社会上找人，给他施加很大的压力，包括他的老婆和孩子。”（补充二卷15页孟凡胜材料）

在卷材料显示，宣某某、戴某某确实和王某某联系沟通过，而这两个人王某某都不认识，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所谓“中间人”，而是孔建国所说的社会上的人。“协商了很多次，也托社会上的中间人调解处理。”（一卷11页孔某某笔录）

所以说，2017年12月份三次上门行为，系孔某某严重违约、侵害王某某等人合法权益在先，依法不应认定为寻衅滋事犯罪

三、王某某依法构成自首，一审判决在量刑中未予考虑

本案中，王某某主动到案，如实供述所有可能涉嫌犯罪的事实，一审判决也认定为自首，依法可从轻、减轻处罚，但一审判决在量刑时未予考虑。

四、上诉人归案后如实供述，积极配合办案机关，一审庭审中认罪认罚，在检察院建议量刑1-2年的情况下，一审判决三年，违反法律规定

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十五条的规定，犯罪嫌疑人、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可以从宽处理。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零一条规定：“对于认罪认罚案件，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时，一般应当采纳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和量刑建议” “两高三部”《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》第四十条规定：“对于人民检察院提出的量刑建议，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进行审查。对于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实、充分，指控的罪名准确，量刑建议适当的，人民法院应当采纳。”

本案一审法院在没有明确说出理由和依据的情况下，未采纳公诉方的量刑建议，加重了对上诉人的刑罚，明显违反刑事诉讼法和“两部三高指导意见”的规定。

五、本案对王某某适用缓刑，能体现人文关怀，也更符合本案实际情况

 “一种正确的刑罚，它的强度只要足以阻止人们犯罪就够了。” （贝卡利亚）

1、本案系两个经营实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矛盾引发的刑事案件，应和典型意义上的寻衅滋事行为区别对待。

关于民营企业在民商事活动中遇到的法律问题，办案机关应“准确把握刑民界限，慎重处理涉民营经济案件”，“开展法治宣传、法律课堂、商讨研判等形式，帮助企业防控法律风险。” （2021年7月28日最高检新闻发布会）

    最高院也明确：积极引导企业家在经营活动中遵纪守法、诚实守信、公平竞争、恪尽责任，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。（法〔2018〕1号）

2、本案被害方有一定责任。

本案中，孔某某违反商业规则，近距离开店；并且拒绝见面协商解决；在2017年8月份达成协议后，又出尔反尔严重违约，直接引发2017年12月份王某某等人到店滋事。即使认定行为人构罪，在量刑时也应考虑这一客观事实。

3、王某某系残疾人员，家庭极端困难，从人道主义出发，可适用缓刑。

王某某本人系重度残疾，其妻子也是残疾人，还有一个80多岁的老人需要抚养。

为了经营酒店，王某某可以说是抵上了身家性命，正因为如此，王某某才多次找孔某某协商，希望孔某某能够协商处理好商业竞争；也正因为如此，在合作伙伴不愿出头的时候，王某某要自身前往。

直至2021年3月15日，王某某经营酒店才偿还银行抵押贷款220万元。

4、在卷材料显示，可以对王某某适用缓刑。

调查评估意见书载明：王某某具备社区矫正条件。（一审正卷70页）

在卷材料显示：经合肥市人民医院检查，王某某生活不能自理，不符合羁押条件，不予收押。（一审正卷250页）

《最高院、最高检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一条规定：行为人因日常生活中的偶发矛盾纠纷，借故生非，实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，应当认定为“寻衅滋事”，但矛盾系由被害人对矛盾激化负有主要责任的除外。行为人因债务等纠纷，实施殴打、辱骂、恐吓他人或者损毁、占用他人财物等行为的，一般不认定为“寻衅滋事”。

本案系民营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产生矛盾引发的刑事案件，其自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，包括商业惯例、特许经营、市场竞争、协议履行等多种因素。

本案被告人系重度残疾，自首、认罪认罚，在公诉机关建议量刑1－2年的情况下，一审判决三年过重。

恳请二审法院能够审查案件事实，采信以上辩护意见，依法作出公正裁判，减轻对被告人处罚。

辩护人：安徽金亚太（长丰）律师事务所

王非

2021年5月27日